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观天下如指诸掌——中国方志的历史
文章来源:光明网-《光明日报》         发布时间:2017年10月05日
  古之谷歌地球+百度百科

  如果我们想了解某地的自然景观和人文历史,今天的第一选择可能是上网搜索。在没有百度、谷歌的时代,人们有没有什么方法来了解天下四方的概况呢?有,那就是方志。方志就是地方文献的记载,内容兼含地理与历史,形式包括图像和文字。

  古代的方志全面记载了某一地区自然和社会的所有信息:地域范围、机构设置、古今变迁、人口、自然资源、名胜古迹、气候灾害、文化教育、历史名人、宗教风俗等,几乎无所不包。这些内容条目是否有点熟悉?不错,这就是古代的百度百科。所谓“秀才不出门,能知天下事”,靠的就是这种图书。因为内容包罗万象,司马光甚至称之为“博物之书”。很多方志都附有图录,说它等于谷歌地球+百度百科,并不夸张。

  方志更是地方和国家的账本,体现其对自然和历史资源的掌控。基本上有了国家,有了解国家地理和社会状况的需要,就有了方志。战国时期的《周礼》已经出现“方志”一词,属于司徒的职掌。《周礼·地官·大司徒》记载:“大司徒之职,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,以佐王安扰邦国。以天下土地之图,周知九州之地域、广轮之数,辨其山林、川泽、丘陵、坟衍、原隰之名物。”

  方志大略有三大源头:图籍、地方史和地理书。唐刘知几《史通》所论秦汉杂记十流,也是“郡书”“地理书”“都邑簿”三类与方志关系最密切。图籍就是地图与户籍册书。图书结合,就能知道地理险隘、人口户籍。有了这些关键性的数据,才能谈得上实际统治。真正是一图在手,天下我有。

  荆轲为了能见到秦王,就拿了燕国督亢之地的地图进献。可能没有相关说明性的册籍,所以荆轲亲自为秦王解说,才有后来图穷匕见的故事。萧何入关中,也是先取这类图书,最后协助刘邦攻取天下。到了汉末,张松献图,刘备才开始着手夺西川。在交通和信息都相对闭塞的古代,这些图籍相当重要。

  从方志到总志

  先秦时期,不仅有孔孟、老庄、韩非等辨析伦理的贤哲,也有将视野投向大地山川、仰望宇宙星辰的“思想者”。《禹贡》记载了大禹勘定天下为冀、兖、青、徐、扬、荆、豫、梁、雍九州,还评论了各州土地人民的特点。《山海经》也反映了这一时期的山海想象,成为后世很多神话的来源。想象瑰丽的屈原,可能正是此书的忠实读者。

  战国的邹衍在哲学上提出“阴阳五行”说;在时间维度上,有“五德终始”的历史观;空间上,有大小九州之说,称天外有天,海外有海,华夏之地仅占天下八十一分之一。以当时的诸侯国疆域和地球表面积计算,还真有些八九不离十。没有现代测量技术,他是怎么做到的?难道又穿越了?

  一定意义上,地记是疆域开始固定的表征。迂远之说终究离现实太远,人们逐渐将视线从宇宙投向大地。十二星次与九州分野的划分将天空与大地连为一体,先民们终于可以安心地关注身边的现实世界了。《隋书·经籍志》记载,光武帝刘秀建国,“始诏南阳撰作风俗”。从东汉直至魏晋南北朝时期,各地“耆旧传”“风俗记”,“水道记”纷出,当时多称“地记”,可算是早期方志。也有人将《越绝书》《吴越春秋》《华阳国志》看作最早志书。梁启超就称反映西南地区概况的《华阳国志》为“方志之祖”。

  隋唐以降,全国性的方志修纂渐成常态。编修的方法基本都是先修一地的方志,再汇总为全国性的总志。

  唐宋时期的方志多称图经或图志,有图,也有文字说明。按照《隋书经籍志》的说法,系统修志始于隋炀帝。隋炀帝很忙,但再忙也没落下对图书文献的整理。隋大业年间,诏令全国各郡“条其风俗物产地图,上于尚书”。全国性的有《诸郡物产土俗记》《诸州图经集》等。虞世基等重修的《区宇图志》内容多达1200卷,可谓详备。

  唐人上至皇帝,下至百官士子,都非常重视图经。德宗规定各州府每3年或5年一造图经,上报朝廷。当时,还出现了专门以方志名家的丞相贾耽。他纂修的《陇右山南图》,非常注重比例尺的精确性。为了避免很多地理盲对古今地名傻傻分不清的情况,又用朱墨加以区别。是不是很眼熟?不错,这种方法我们今天还在使用。值得一提的是,此书是为唐王朝收复被吐蕃占据的陇右地区准备的,算是与朝廷需求关系密切的重大攻关项目。

  唐代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方志集,要数李吉甫的《元和郡县图志》。该书对大唐四十七镇,每镇一图一志,详载州县、道里、户口、贡赋等,连目光挑剔的四库馆臣都称赞“体例最善”。可惜南宋时图亡佚,只好改称《元和郡县志》。

  作为和唐宗并称的宋祖,在修志方面也毫不含糊。张国淦《中国古方志考》称:“方志之书,至赵宋而体例始备。”宋太祖国初下诏“遇闰岁造图以进”(《宋史·职官志》)。真宗时所修《祥符州县图经》居然达1500余卷;神宗时修《元丰九域志》,徽宗为此还专门设置“九域图志局”。北宋太平兴国年间乐史编《太平寰宇记》,首开方志人物、艺文之例,又增加土产、风俗、人物、姓氏等内容,可算是第一部定型的方志。这一时期的方志文字内容渐多,图渐居于次要地位。

  唐宋时期的图经方志记载详细,是为官做宰、居家旅行的必备利器。呈送图经也是各地接待新到任官员,汇报地方情况的重要方式。张籍送郑尚书赴广州,想象他到任之后“海北蛮夷来舞蹈,岭南封管送图经”。

  唐人还用图经作导航地图和旅游手册。韩愈路过韶州,提前向地方官借图经,准备“攻略”。“曲江山水闻来久,恐不知名访倍难。愿借图经将入界,每逢佳处便开看”(《将至韶州先寄张端公使君借图经》)。手册上景点太多,忙不过来,有人感叹“武陵嘉致迹多幽,每见图经恨白头”(晚唐齐己《怀武陵因寄幕中韩先辈、何从事》)。想必和逛网店逛到眼花,恨不得照单全收,是一个理。“柴桑分邑载图经,屈曲山光展画屏”(王周《湖口县》),说的是先看图再亲临游览,就有将2D图经变成3D真人体验的快感吧。

  至元二十八年(1291),元朝新志《大元一统志》修成了,这是我国将方志汇集称为“一统志”的开端。明太祖朱元璋也不甘示弱,洪武年间三次编修全国性的《大明一统志》,明成祖更是第一位亲自颁布纂修《凡例》的皇帝,真是为祖国的修志事业操碎了心。

  清朝是修志的极盛期。从顺治十八年(1661)命贾汉复督修地方志开始,清王朝就投入到轰轰烈烈的修志活动中,仅全国性的《大清一统志》就修了三次。据统计,现存8000多种方志中,70%都是清代编修的。但清代推行的文字狱,使不少涉及违碍文字的明代方志被焚毁删改。

  大数据时代的地理信息与地域文化传承

  古人重视方志,称之为“国史之羽翼”,可以“资政”“存史”“教化”。英国李约瑟编《中国科学技术史》中也认为,中国的地方志是“任何国家的同类文献所不能比拟的”。因此,我国的方志早播海外,美国、日本、欧洲等都有分布,有些还是孤本。

  但是,在大数据时代,我们有谷歌地球,有百度百科,还需要方志吗?大数据给方志文献带来的不是消亡,而是永生。方志不仅是当前电子检索的文献来源,而且海内外不少研究机构已经整合地理信息系统和历史人文数据,希望能呈现立体动态的历史信息。比如哈佛大学包弼德主持的哈佛大学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(CHGIS)和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(CBDB)项目,已经开始大量录入方志资料,并将之应用到历史人文研究中。随着项目资料和电子信息技术的进一步完善,我国两千多年来地理和人文的相关信息,将以更丰富的内容,更直观的展示,给人民带来更深刻的认识。届时,“观千载如犹旦暮”“论天下事如指诸掌”也将不再是一种修辞。

  宋人有云:“郡之有志,犹国之有史,所以察民风、验土俗,使前有所稽,后有所鉴,甚重典也。”(宋郑兴裔《广陵志·序》)虽然颜师古、刘知几都批评过修志中“矜其乡贤,美其邦族”“竞美所居,谈过其实”的现象,但“正、虚、公”还是主流(卫周祚《曲沃县志·序》)。从周王朝采问风俗开始,历代乡贤耆旧,或口耳相传,或诉诸笔端,守护地方文化根脉,书写中华文明姿彩。清代方志修纂就汇集了顾炎武、戴震、钱大昕、段玉裁、全祖望、章学诚等学术大家,未为人知的作者更不知凡几。“欲灭其国,先灭其史”。在城市建设、经济发展日趋同质化、人口流动愈加频繁的今天,我们有必要回顾地方文化传统,重新认识“吾土吾民”。( 张宗品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师)

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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